刘志军

　　日前在北京市两会上公布的财政预算显示，全市2013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拟安排3614.6亿元，其中用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交通出行、精神文化生活等民生领域的预算支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三公经费”等方面的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则相应缩减。

　　虽然各地具体情况不同，政府预算支出安排重点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倾斜，并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却是大势所趋。例如，2012年云南省公共财政预算民生支出2615.3亿元，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73.2%，是民生投入最多的一年。

　　事实上，在2011年财政部出台意见要求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财政专项支出以前，各地一直在加大财政支出预算公开与财政投入绩效评估的力度，浙江温岭、黑龙江哈尔滨、江苏无锡、广东顺德、安徽淮南、河南焦作和上海闵行区等地探索尝试的参与式预算模式，都是为人先者。

　　现在看来，从预算公开内容的横向拓展与公开级别的纵向上升，到近年来各地财政投入日趋民生化倾向，再到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实行的民众参与式预算模式，我国财政投入机制与方向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不妨视其为中国财政投入转型的三部变奏曲。

　　可惜的是，变奏曲演奏得很好，但是“听众”却总是有一些听不懂，甚至有不少高声喧哗甚至有砸场的。他们常常在舆论中批判，中国财政投入仍然是轻民生的，而事实上的基尼系数增大，也在应证着这些“听众”的观点。舆论的新特点要求，中国财政的“民生化”必须要有更多舆论的参与，要注重口碑。比如，尚在实验探索中的参与式预算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民主恳谈会”机制，虽然问题重重，但趋势不可逆转，并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领域，并可能成为我国公民社会的发酵场与基层民主建设的孵化器。

　　无论民众是否存在质疑，财政预决算的公开是政府之于纳税人的应尽义务。有了预决算的公开，才可能更有效地推动财政投入向民生领域的倾斜。我们在欣喜于越来越多的钱用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之余，还需进一步考虑预算绩效的问题。如何在充分实现民主与预算绩效间实现最佳平衡，需要配套制度设计，尤其是行之有效的参与机制、监督制度和信息披露方式。▲(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系教授)